9CaKrnJwZGa mil.huanqiu.comarticle专家:中国若落入陷阱 中美开战只是时间问题/e3pmh1dm8/e3pmt91uh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它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它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它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作者 郑永年)13467411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张开环球网134674110000011["9CaKrnJwZta","9CaKrnJwVak","9CaKrnJwV0h","9CaKrnJwRw3","9CaKrnJwPtA"]{"email":"zhangjiajun@huanqiu.com","name":"张开"}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它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它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它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作者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