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工农学校改造日本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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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日筹划建立战俘学校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为了建立这所学校，中日两国的有关同志用相当长的时间进行了研究、筹备。这个学校取什么名字呢？野坂参三与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协商。大家认为，各抗日根据地俘虏的日本战俘虽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但他们普遍出身于工农家庭，因此就定名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随后，筹备人员着手寻找校址。当时在宝塔山附近有一所为东北地区培训干部的学校，面积大，空闲着，有人说是一个很好的地点。但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宝塔山，易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把学校设在这里。事实上，日军在多次轰炸延安城时，正是把宝塔作为搜寻延安的惟一标志性目标而保留下来，危险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野坂参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此外他还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毛泽东为战俘学校题词1940年夏天，从前线各地陆续送来了5名俘虏。10月，晋西北送来6名。这些俘虏，经过前线部队的初步教育和生活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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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在和平医院，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很多人都有相类似的经历。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主要了解学员是否有入学要求，是否具备了入学条件。审查通过，就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经过预科教育，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通过入学资格审查后，还须填写入校志愿书：“我进日本工农学校，自当努力学习该校所教授之学科，并服从本学校所规定之校规及纪律，若有违犯，愿受校规的处罚。”在学员中，也有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颇深的学员。特别是日本军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向该校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妄图窃取我军反战情况，煽动学员逃跑，投毒暗杀师生。1940年10月开始上课时，有学员11名。1941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有14名日本人到达延安，使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增加到25人。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中央机关及延安各学校、团体2000余人参加祝贺。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根据办学目的，学校提出了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此得到思想转化和素质提高，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还浴血奋战在前沿阵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捐躯。外国记者参观战俘学校1944年6月1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由晋入陕，到达边区固临。9日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采访长达30天，有许多人对日本战俘学校充满了兴趣，并做了观察和采访。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合众社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了解到，该校的学习是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起，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形态、帝国主义的本性等深奥的理论在学员头脑中扎下了根，因而使学员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他了解到这所学校连日本派来的特务都被改造过来的事实后，更感神奇，追根问底，要弄个真切。原来一个名叫泷川直亮的特务，原先在某旅团当兵，旅团长亲自召见他，让他潜伏到延安，采取投毒和爆炸等手段暗杀岗野进（野坂参三的化名）。日军司令部为此不仅给他升了职，还专门将他送入位于山西曲阳的日本特工学校进行了强化训练。他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参加学习后，终于悔悟了。他坦白了一切，并踊跃参加了“日本解放联盟”这个反战组织。日军一计不成，又派出了六个特务，结果有五个和泷川直亮一样成为反战勇士。美军观察组视察战俘学校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他们对工农学校兴趣很浓。他们想看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神奇般地将日本侵华部队的官兵，在延安改造成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的。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观察组的4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的显著位置，看日本师生表演节目。表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收割的秋天》反映的是日本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流血流汗，稻谷丰收，粮积如山，但自己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强征供给进行侵略战争的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话剧《应征事件》，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该剧将日本一应征县警备队老兵不甘死亡，奋起反抗的义举表演得惟妙惟肖。当时那位名叫和向里的老兵将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铁拳喊了起来：“干啊！干啊！”仿佛他们也是剧中人了。1944年11月25日，日本工农学校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各地举办的图片巡展搬到了学校，组织全体学员参观。这100多幅照片反映了美军在太平洋、缅甸、西欧各战场作战的情景，真实感人。当学员们看到一张在缅甸腾冲战场上被担架抬着日本伤兵如骷髅般躯体的照片时，他们再次感悟到军部宣传的“赫赫战功”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日本工农学校的体育活动很多，拔河、柔道、相扑、跳棋、棒球，应有尽有。1945年春，日本工农学校邀请美军观察组比赛棒球。消息传出，成群结队的延安军民前来呐喊助威。日美两国棒球比赛在延安宝塔山下打得难解难分，小小棒球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运动员”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两场比赛，均是美军观察组获胜。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并不沮丧，态度谦和，高唱《解放联盟歌》，对美军胜利表示祝贺。日寇投降后，野坂参三于1945年9月初带着该校200多名学生，离开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至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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