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洲崛起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

2016-04-15 12:05:00 环球时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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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

  郑永年

  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要想预见中国的未来,只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看得清。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的背景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冲击。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但佛教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居次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重新将中国文明转化成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第四个阶段即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后直到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文明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排斥西方文明,而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说到中西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很有必要。“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了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看法,亚洲国家之前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习西方非常成功,但后来犯了致命错误,没能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道路。日本走错方向导致失败之后,没人再提亚洲价值观。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又提出亚洲价值观。但这一概念遭到西方围攻,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遭到西方国家围堵,还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正如多年前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和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一背景里来考量,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是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把自己变成西方。因为一旦把自己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比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台湾。相反,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在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新加坡做得也很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价值。   

  中国的一大挑战是文明转型

  实际上,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都具普世性。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又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但如何传播这些价值观并据此塑造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难度的。

  塑造中国价值观有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以及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当然还要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有知识担当,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媒体很强大,但这种强大并不在于媒体本身。媒体只是技术和形式,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弱就弱在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中国崛起。

  我们要塑造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家和国学。现在的国学比较狭隘,不能帮助中国恢复传统价值观。如同最初抵制佛教进入中国一样,现在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工具。实际上不用抵抗,而应以自己为主,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来自中国:一个是文官体制,二是“有教无类”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思想,就没教育普及,民主同样生存不下去。因此,包容西方文明、把它化解后体现在中国自身制度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建设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就涉及社会价值观问题。虽然中国崛起了,但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价值体系。尽管有过“五四运动”那样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民间仍然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这个社会已有的价值观,这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

  另外,所有文明价值观都有转型问题,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一样。当下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文明转型。这个转型是统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精华已经流失,希望我们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把它们找回来,同时还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只有经历这种整合过程,未来发展道路才能顺利走下去。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经贸水平不比北美或欧洲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体系。明明东北亚是有共同价值的,但我们没把握好。现在有人提出要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尽管可以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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