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谈军改:远程投送能力是最大考验

2016-03-02 09:37:00 环球网 乔良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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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新华社记者李刚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原题:著名军事专家乔良将军:军队改革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

  原载 祖国杂志

  【人物名片】乔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空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军事理论家。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为了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中国军队正面临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改革。随着中国军改方案不断浮出水面,外界对于此次军改有哪些重大意义更加关心。日前,《祖国》杂志记者就军改中的一些热点话题采访了著名军事专家乔良将军。

  此次军改的几大亮点

  从上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开始,中国军队已经经历三次比较大的军改,第一次是1985年裁军100万,第二次是1999年裁军50万,第三次是进入21世纪以后裁军20万,这次裁军之后中国军队员额230万。去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又宣布裁军30万,这意味着这次军改后中国军队员额上还有200万。

  在乔良将军看来,这一次军改与前几次不同在于,前几次所谓军改其实就是裁员,这一次也有裁员,但不仅仅是裁人头和增减机构这么简单。这次军改最大特点是全军上下全动,不是某几个部门动,甚至是从中央军委到野战部队都要动。四总部整编后变为了军委内设的办事机构,结束了以前在军委之下另外设“四总部”这样的领率机构层级,原来的小军委大总部变成了今天的大军委小总部,这也为中央军委主席集中指挥、统一领导全军铺平了道路;也对于政出多门这种现象进行了抑制。以后军令政令的政策规定都将出自中央军委一家领导机关。这是从结构上实行调整,可以说是军改的第一大亮点。

  另外这次军改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从职能上把军政和军令部门分开,把行政管理和作战指挥两大职能分开,这是第二大亮点;第三大亮点是战略支援部队的成立,这相当于中国军队现在除了陆海空火四大军种以外又有了第五大军种。这个亮点不仅仅是又成立一支新的部队,而在于中国对于现代战争有了深刻理解之后,实施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现代战争首先是网电空间的战争,而要争夺网电空间,离不开天,就是太空,战略支援部队容纳的就是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陆军司令部的成立,这解决了我们几十年来没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第一次使中国的陆军由七支陆军,变成一支统一的陆军,过去我们各个军区平级相当于有七支陆军,现在有一个统一的陆军了。然后陆海空三军并驾齐驱。这次军改把我们过去许多模糊的和没有厘清的头绪基本上理清楚了,大的关系基本理顺,这是我们把军改推向深入的前提。

  军改同样需要创新意识

  乔良说:“过去谈我军组织机制改革时往往忽略两个问题:一是总部过于庞大,有些总部的职能互相重叠,而总部过于庞大就容易产生官僚化。而且容易政出多门,让下面的部队无所适从,应接不暇,这就让部队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提升战斗力的问题。二是大陆军的问题。‘大陆军主义’由来已久,它既记录了我军辉煌历史,同时也成了未来我军向小型、灵活、精准方向发展的障碍。”

  28年前,乔良和刘亚洲、王湘穗一起写了《关于中国军队改革的思考》,其中就建议成立中国陆军司令部。当时决策部门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所谓的条件不成熟大都背后隐藏着利益分配不好解决的问题,各个军种都有自身的利益,还存在组织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乔将军认为,我军很长时间一直是军政军令一体,这与我军过去长期习惯了打游击战有关。游击队哪还顾得上军政军令分开?游击作战的“十六字诀”,要求的是统一指挥快速行动,因此需要“政令一体”。而军政军令分开是对正规军队的要求,那时候我们不与敌人正面作战,也就不需要这样一种体制。后来我们搞军队正规化又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前苏军的模式军政军令就是不分开的。这就是中国军队军政军令长期没有分开的原因。

  军政军令不分开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军人晋升最主要的绩效考核应该是考察其对部队的战斗力提升有何贡献,如果军政军令不分开,那么掌握军政军令大权的人就可以对一名军官这方面的能力给出一次性的评估,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使各位官兵们的前途几乎完全仰赖于这些军政军令大权集于一身的长官。军政军令职能分开后,部队的行政管理由行政首长负责,而官兵们作战能力如何,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有多大贡献则由军令部门来评估,它就不会是一个长官说了算。这样一来,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评估系统的使用,不仅对于官兵们的考核更全面,对官兵们的晋升也显得更公平。

  在把军队战斗力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官仅仅具备行管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些举措对中国下一步把军改的成果持续深化有久远的意义。不过,我们不能指望一次军改就解决一切问题,此次军改只是新的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各种问题、矛盾的解决和化解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步步来完成。有的制度改对了,要坚持下去,不可能什么地方都改对,不对的地方还要纠正过来。或者是对于没有改对的地方既要纠正又不是回到起点,而是要发明设计一种新的形式,“我认为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发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后及时纠正,但不是回到原点。可以肯定,军改更多的是发明设计新形态新模式、新的组织结构方式,军改不仅仅是纠错,同样需要创新。”

  改革可能遇到最大难点

  用乔将军的话来讲,此次军改最大的难点是“拆庙容易换人难”,“换人容易换脑难”。因为军改成功与否不在于你“拆多少庙换多少人”,在于你能否改变制约军队进步的观念。所以说我们把这次军改看成是一次“腾笼换鸟”的话,那么它的落脚点就一定要落在“腾笼换脑”上,需要军人境界的整体提升。大家都知道改变观念重要,那么改变什么观念呢?首先是要让军人知道不光是要牢记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听党指挥。但是最后还要落在军队能否打胜仗,而有了打胜仗这个目标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吗?不,还需要更加细化:为什么打胜仗?怎么打胜仗?

  对于中国军队来讲,是要为我国这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全方位提供安全保障。国家利益的领域在拓展,利益边界在拓展,国家的获利方式在改变,比如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人走出去,中国的货币走出去等问题,那么中国军队如何为此打胜仗,军队打胜仗跟这些是什么关系,不是说只给军队一个打胜仗的指标,军队能打胜仗就行。军队不理解这两点就实现不了这个指标。

  要想实现改换观念,还有一点必须了解,世界上曾经和现在已经崛起的国家,他们是怎么做的,它们是如何通过军事手段为它们的国家获利的,它们是如何为这个国家的获利去打仗的,如果对这些事情要都不了解空喊打胜仗,就是嘴上谈兵,纸上谈兵。思考这些问题将促成当代军人观念的改变。现在,早已不是简单的保家卫国就能够把我们这支军队的职能职责讲清楚,单拿反恐作战来说,有时候消灭恐怖分子,需要跨境作战,这意味着我们军队的任务早已不是简单局限在国门以内看家护院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的军队有远程投送能力吗?有跨境作战能力吗?有在异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自然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吗?有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的全球化利益保驾护航的能力吗?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思考的问题。现在中国军队已经开始走出去了,比如我们在印度洋打海盗、第一次派出作战维和部队,这些中国军队走出去的一小步,对中国军队来说却是巨大的一步。以后类似的事情我们还会不断遇到,军队的改革必须适应这一趋势。

  政治部门小而精绝非弱化政治工作

  从革命战争年代至今,中国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搞好部队政治工作是否需要一个庞大的政治机构去保障,乔良认为这是两个概念。现在军队的军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也很讲政治,不能理解为只有政治干部才讲政治,因此,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不是一定需要通过一个庞大的政治机构才能实现,政治机构不一定要庞大,但是它的政治动员能力、思想动员能力、鼓动能力一定要强大,要实现小而精。所以这次总政治部变成军委政治工作部,机构没有原来那么庞大了,但是不等于政治工作弱化了,他至少由于机构比以前精简而更加精干。

  乔将军告诉记者,我们首先要破除一个观念:政治系统越庞大,政治思想工作就越强大,庞大不等于强大,而能不能强大主要取决于你的方式和工具。那么改革之后的政治工作,首先要改的是政工的话语体系,让话语体系直指人心兵心,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话语工具,政治动员能力、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强大。我们传统上那种四六句的方式曾经非常有效,因为我们过去的战士文化程度比较低,通过几句简单的口号士气就能动员起来,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大家的战斗热情就被激发出来了。今天这些士兵文化程度较高,信息获取渠道很多,再拿这么简单的四六句小儿科的东西去引导部队,很难服众。如何能把今天的形势,军队面临的任务、国家面临的未来,准确地表达出来,让每名军人都明白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使命。现在的士兵比我们父辈那一代军人头脑要复杂的多,视野要开阔的多,知识要丰富的多,现在拿教育我们父辈的那套方法教育我们的孙辈,怎么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正视面对一个前进中的世界和前进中的人,我们不能去削足适履,让下一代人适应我们,而我们要适应下一代人。

  所以说优良的传统要继承,如何继承要花样翻新,包括讲英雄故事,讲英雄壮举,还要讲英雄壮举背后绵延不绝的精神。例如我们讲抗美援朝英雄杨根思,我们的历史教材是这样说的,当美军海军陆战队冲上阵地洋洋得意地把他们的军旗插在阵地上,可就在这时,一个人在一群志愿军的尸体中摇摇晃晃地起来,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人就是杨根思。而作为当时战场亲历者的一名美军士兵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人没有拿着炸药包冲向敌人而是冲向美军的军旗与军旗同归于尽。这说明什么,这是远比炸死几个美军更加重要的精神上的胜利,炸掉你的军旗向你宣示的是“我的精神永远不可能被征服,而我永远在精神上压过你”,因为军旗是一支军队精神的向征。你想想如果我们今天再讲英雄故事时这样去讲,比起我们原先的教科书来,该是一种什么效果!它一定是可以直指人心,可以直指兵心。所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怎能不使用最新的话语系统,不使用最新披露出来的史料?一味讲述传统的老段子,对于今天这些见多识广的孩子们当然就会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创新,软实力一定要创新的根本要求。

  此次军改有助于部队廉政建设

  乔良认为,军令军政分开对于军队制约腐败非常有利。历史上各国军队,在军令军政不分开的情况下,都很难杜绝腐败现象,军政军令分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分权体制,我们知道制约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就是分权,今天很多人在谈军政军令分开时,更多的是从它有利于提升战斗力有利于打胜仗来讲,其实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这种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

  还比如军法系统和军事纪检部门已经不在政治工作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了,成为单一的机构,这对反腐来说也是意义深远的,军法系统从以前军队同级党委管辖之下分离出来,这对于军队的严格执法、遏制腐败很有好处。试想,军法系统和军事纪检部门归本级党委领导,又怎么有效监管本级党委?

  乔将军说,是否能大力促进部队的廉政建设更重要是要看接下来出台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中国历朝历代不管在早中期出现多少盛世,最后几乎都完结于腐败,军队也是如此,早期再辉煌不等于能把这种辉煌持续到晚期。原因何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虽然我们在一直想努力地防范腐败,但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总是把道德规范和严刑峻法联系起来,我们以为一方面提高人们道德水平,一方面提高严刑峻法人们就不会腐败,可是历代都是用这个办法为什么腐败还层出不穷,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人是个体生物,天然就会有个体的欲求,这些不是靠道德能够填饱的,虽然严刑峻法可以从某种程度抑制它,但是也不能根除它。高尚的道德规范可以让那些自律的圣人做到,而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因此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基本满足人们合理的需求,又有严刑峻法与之配合,所以说只拿道德规范与严刑峻法配合,还是拿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与严刑峻法配合,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制度设计必须深刻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后者应当才是我们反腐制度设计的出路。

  军改提升战力要通过远程投送能力检验

  乔将军接着说,此次军改,首先要解决统一号令统一指挥听命于党中央听命于最高统帅的问题,不能让官僚层级太多层层分解军队的统一号令,和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但最后的落脚点是军队要具备多种能力,其中军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是最大的考验。你能不能打仗要看你的远程投送能力,你能不能在国家最需要你的地方打仗,这更考验你的远程投送能力,你能不能在远离国家的最远端打仗考验的还是你的远程投送能力。因为远程投送能力不仅要看你能否把军队运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还要考虑运到那里能不能打仗,这就要求军队有很强的素质,既能打还能走,而且走到哪儿都能打。远程投送能力要求军队的保障远比在国内打仗时高得多,而且这个远程投送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同步的事情,密切相关。

  现在我国在制造大型运输机、大型运输船方面都有令世人瞠目的进步,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一是中国走出去对军队的需求变强了,自然向军队的倾斜也就会加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资源不足,我们国家在上游需要资源国家的资源,在下游需要产品市场的市场,当我们把资源运回国后变成产品,我们又要把产品运向全球的市场,我们是一个中游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存在是个全球化的存在,这样我们对海外基地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军队跨出国门的远程投送能力,也要相应大幅度提升。

  借鉴外军更要考虑中国军队的特点

  此次军改,我们也借鉴了外军的机制。乔将军说,军令军政分开,我们肯定会学习美国和西方军队的一些做法,战区制是学习美军,五大军种并列是学习俄军。军改后建立的机制一部分借鉴外军是必要的,但更多地还是考虑到中国军队自身的需求和特点。另外军队机制的变化和人员成分的变化与武器装备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武器装备的变化必然要导致人员成分体制机制的变化。现在各种新式装备陆续来到部队,军队体制机制怎么可能不变化呢?之所以要借鉴外军,是因为外军有成功的经验,许多装备都是外军先拥有,他们的装备是跟人员结构相匹配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装备也必须有相应人员结构的改变、编制体制的改变。对手既然在这样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体制编制,它是经过实践实战检验的,在这方面的借鉴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敌我之别,它是客观需求所牵引。

  从中国军队已经30多年没有打仗或没有打稍大规模的战争看,我们的确没有一个检验军队战斗力的机会,检验战斗力首先是在战场上,其次是在演习场上,再次才是在训练场上。我们在过去的30年里,大部分军队的战斗力只能在训练场上检验,只有近十年来才在演习场上检验,但始终没在战场上检验。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按照乔将军的话讲,这次军队的改革,我们只能在看别人怎么打仗的情况下照葫芦画瓢,这是我们军改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军改然后准备我们将来可能打的仗。世界各国的军改一般都是在打过一仗后才进行,往往还是打了败仗的军队军改更彻底,因为它痛定思痛。我们今天痛在100年前甲午战争,痛在70年前抗日战争,因此我们现在人许多军改之痛往往是从百年前,70年前的耻辱中寻找我们的痛,新中国的军队还没有今天的痛,但是我们在还没有痛的情况下就已经有危机感这是个好事情,因为现在“三海”的威胁和西部分裂主义势力的冒头,已经使我们警觉,实施军改,这可以看出是中央的一种深谋远虑。

  军改也是国人共同的期盼共同的呼声,这一问题上可以做到上下同心,这在当今中国人的思想越来越纷繁复杂,人们的诉求越来越多样化,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多样性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这是中国军队改革最有利的心理因素,说明水已到,渠将成。这是非常积极的因素。再加上此前军队反腐,踢倒了军队改革的第一大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预期各种军队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基础具备了头三脚也踢开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这次军改能走多远,能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包括建立陆军司令部、实现战区制、建立新的军兵种部队,这些举措最终会不会流于形式,还是能使军队有实质性的改变,它的指标最后都要落在战斗力的提升上,而这一步比开始军改还要困难。因为编制体制是可以在一夜间改变的,执行这些编制体制的人却不会一夜改变;就算执行这些编制体制的人可以一夜间换掉,但新换的人头脑也不可能一夜间改换。

  虽说是头三脚难踢,更重要还是头三脚踢完之后改革之路怎么走。美军从越南战场上回来后就一直在改革,现在已经改了40年,美军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停下来。中国从百万大裁军开始改到现在也改了30年了,而我们只能说中国军队的实质性改革从现在才开始。所以说,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军改是一个持续进程,当我们把这一轮改革目标全部实现之后,中国军队还要面临新的改革,不是说一次改革就能让部队具备预期的战斗力,军队的改革要持续不断的随时随地的进行下去,要随着各种环境因素和战斗力标准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实施改革,这就意味着军队改革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他永远要跟着国家需求走,永远跟着新的的战斗力标准走,一直走到人类不再有战争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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