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
当前,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国军事文化,建设强大国防力量,是大国战略的必然选择。所以,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中国军事文化讲坛举办本次主题活动,意义十分重要。作为军工企业的一名管理者,我主要从装备建设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重装备、重技术的西方军事文化,推动了近现代西方军事装备的快速发展,使西方国家迅速崛起并主导世界。
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剑桥战争史》,这本书表面上是写世界战争史,但实际上主要写西方近500年来的战争史,而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国战争史只有几处提及。对此,北大李零教授曾在2002年写过一篇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书中以西方500年傲视世界5000年的狂妄,并揭示了这个世界胜者修史、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但文中也承认,在军事文化上西方比中国更重视装备和技术,因为西方在克劳塞维茨写完《战争论》之前兵法谋略都极不发达,这也使得他们更加务实,非常重视整军经武,普遍奉行实力政策,更加注重《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正”。正是这样一种“重器物”的文化理念,在地理大发现后极大推动了西方军事装备的发展进步,有力支撑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全球扩张,并主宰了世界。
西班牙是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先驱,也是西方近现代最早崛起的大国之一。在全球探险和殖民扩张过程中,西班牙人非常重视武器装备发展。陆上装备方面,他们不断改进火绳枪,并把火绳枪手和长矛兵混合编制,创造了16世纪独霸欧战战场的“西班牙方阵”;海上装备方面,他们建造了安装舷侧炮的大桅帆战船,打造了闻名世界的“无敌舰队”,缔造了“西班牙治下的和平”时代。
英国是近代殖民范围最广、霸权时间最长的西方大国,从崛起到全盛都有强大的装备力量作为支撑。崛起时期,英国人创新发展出低舷、三桅、横帆和三层长列火炮的战船,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下了霸权交接棒;全盛时期,英国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建造了世界上首艘全钢军舰,率先发明出旋转炮塔和鱼雷,制造出世界第一艘鱼雷艇、驱逐舰、战列舰等,缔造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神话。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更把装备建设视为霸权基础,自“二战”以来其武器装备发展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冷战”之后更是一骑绝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飞机的国家,美国高度重视发展空中装备。如果说英国是以制海权独霸世界,那么美国则是以制空权与英国完成了世界霸权的权杖交接。“海湾战争”后,美国进一步推动军事战略转型,由单项战略型武器构成的“老三位一体”(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向由战略打击力量、快速机动反应部队和军事工业基础所构成的“新三位一体”转型,实现装备发展从单项到体系的跨越,并直接把军工纳入军事力量的范畴。事实上,近代以来军工产业一直是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像美国那样明确把军事工业直接视为军事力量的还是第一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二战中德国、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应该谴责,但他们的军备发展也值得研究。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其国家战略就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运用战胜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即武力解决问题;二是控制战争以确保长远利益,即以武止武。一战后,德国军备发展受到《凡尔赛合约》的严格限制,但1933年以后,很快就突破了《凡尔赛合约》限制,依托蒂森、克虏伯、梅塞施密特等军工寡头,军工实力和装备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虎式”重型坦克等都是明星武器;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用于实战的喷气战斗机Me-262、第一种用于实战的弹道导弹等。这些装备使横扫欧洲、地空一体的“闪电战”大显神威。实际上,德国在发展武器装备方面有一点失误,就是不够重视发展具有前沿技术的核弹,否则世界上最早发明核武器的很可能就是德国,这样的话世界历史恐怕就要被改写。
“二战”中德国的盟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脱亚入欧,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其脱亚入欧的重要标志就是国防军备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人在礼仪穿戴等许多方面都还保留东方传统。“黑船事件”后,日本开始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很快提出了“兵器独立”的口号。“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巨额战争赔款很快打造了川崎、三菱、三井、富士等大型军工财团,生产了包括战争初期横行亚太的“零式”战斗机、世界第一种性能超越陆基战机的“96式”舰载战斗机,以及累计超过20多艘的航母战斗群,使日本一度称霸太平洋。战后,美国为解除日本的军事力量,解散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组织,不允许其进行军工生产。在“冷战”中,美国转为扶持日本,各大军工财团又重新组合起来,今天日本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实力,比如三菱重工,其在军工研制方面的实力极其强大,而且是全产业链发展,业务涉及航空、航天、舰船、陆军兵器等,技术水平都很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有加速抬头趋势,需要世界各国高度警惕。
在“重器物”军事文化的基础上,现代西方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军事和战争谋略研究。如美国兰德公司,是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战略的综合性思想库,尤其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正是这种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又进一步加深其对装备发展的重视,使得美国军事实力如虎添翼,有力支撑了其全球战略。所以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研究,今天一旦再发生战争,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军工和先进的装备作为支撑,很难想象能够打赢一场现代战争。
二、重谋略、轻器物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使中国军事科技和装备发展近代以来被西方远远甩在背后,难以掌握捍卫国防安全的主动权。
与西方“重器物”的军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兵法文化博大精深,强调战争中的道德伦理和人的因素,倡导“非攻”和“义战”,重视战争谋略,崇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四两拔千斤,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最高境界;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为了维护江山一统、皇权永固,每一代王朝建立之后都是铸剑为犁,严格限制武器装备发展。这些因素催生了重谋略、轻器物的中国军事文化,使中国军事实力在工业革命后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了近代中国任人宰割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都知道,我国有伟大的“四大发明”,历史上科技发展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我们炼丹炼药中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后就变成了殖民扩张的火枪大炮,我们对着指南针迷惑在阴阳五行论中的时候,西方用它指导航海并发现了新大陆,这背后也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事实上,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郑和“七下西洋”即是很好的例证。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小船200余艘,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48艘,官兵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61艘,官兵27500余人。郑和的宝船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宽一十八丈(合56米),有九桅,张12帆。如此气势磅礴的舰队是当时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横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确实令人震撼。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环球航海早114年,且造船技术远远领先于他们。只可惜中国古人更热衷于修长城,对自己的领先优势弃之不顾,特别是明清两代实行“禁海”政策,闭关锁国,在断送技术领先优势的同时,也使近代中国错过了整个海权时代。如果当时国家足够重视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不实行“禁海”政策,也许工业革命就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亚洲了。
但历史没有假设,1840年,满清王朝的国门被自己老祖宗发明的东西轰开,中国人才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始购买西方先进装备,并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由于大清王朝的腐朽,“洋务运动”伴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宣告失败。其后一直到“抗战”时期,旧中国都没有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武器装备水平十分落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但由于科技和工业基础薄弱,再加上“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后“军队要忍”的影响,目前装备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以航空武器装备为例,虽然这几年发展迅速,不少新型号研制都取得新突破,被外界誉为“井喷式”发展,但客观上讲形势并不乐观。
一是装备技术水平仍需加快提升。这方面甚至不如抗美援朝时期,那时我军装备的米格-15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成就了世界公认的“米格走廊”。在冷战时期,我们的歼-6、歼-7和强-5系列主战飞机与同时期国外先进战机水平大体相当。但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加速抬头,美国全力重返亚太,美军四代战机F-22已装备180多架并部署到我们的“家门口”,F-35也即将列装周边国家,对我们提升装备技术水平带来压力。
二是装备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对提升战斗力非常重要,举个例子,“甲午海战”的时候,尽管北洋水师在海上被日本重创,但是仍有部分清军凭借港口优势坚持着,而最后真正被日本打败的则是清军的陆军不行,当时日本陆军从港口阵地后面包抄,攻陷清军的海防炮台。这就是体系不完善的悲剧。抗美援朝时期,我们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战斗机,但缺乏强击机、运输机、轰炸机等体系化的装备,使战斗力大打折扣。到了冷战时期,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国家重点打造“尖端武器”战略威慑,航空武器装备被视为“常规武器”,对空中力量的体系化发展造成了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三是装备的规模数量仍然不足。我军过去在打仗时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战术,即“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是要强调形成规模优势。抗美援朝时,因为作战空域有限等因素,我方歼击机在规模数量上的差距并不是太严重。在冷战时期,我们歼击机规模和数量相对还是较大的,仅歼-6、歼-7就生产了数千架。但今天的情况己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主战装备在规模上与国家安全形势和国防战略不相适应。
三、兼收并蓄、传承创新,全力打造强大的中国军工和武器装备,强力支撑伟大中国梦、强军梦。
有人说,现在的世界和100多年前一样,还是由“八国联军”主宰,只不过奥匈帝国换成了加拿大。仔细想一点没错,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但是西方国家经过100多年的耕耘更加牢固地控制了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我们还是在圈子之外。以史为镜,居安思危,如果我们还像当时那样兜里没有一点“硬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恐怕还会重演。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而我们依靠什么来追梦、筑梦、圆梦?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彻底突破“重谋略、轻器物”的传统军事文化,大力发展军工。而如何建设先进的军事工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战结束后,在冷战的军备竞赛中,美、苏两国均不遗余力地加强军备,可以说都是穷兵黩武,但结果截然相反。究其原因,正是美、苏两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军工发展道路。在管理体制上,美国是市场主导、政策支持的“商办官助”体制。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人们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企业上市、企业兼并在资本市场上广泛吸引社会资源的支持,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而前苏联则是政府主导、脱离市场的“官办无助”体制。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军工发展、装备研制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投入,无法处理好“大炮和黄油”的关系,最终导致其国民经济被彻底拖垮。在运行机制上,美国军工企业坚持军民融合,高度重视军事高科技向民用产业的转化,实现商业成功后又“反哺”军工产业,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前苏联则是军民割裂,高额的军费开支不能通过技术辐射产生经济效益,最后以“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收场。
中国现代军事工业从清末诞生的一系列枪炮局、船政局开始,到民国的兵工厂,都完全由政府一手操办。由于现代军工科技落后,还要仰仗帝国主义分“一杯羹”,实际是一种官办加买办的“官办外助”体制,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我记得中国第一个制造枪炮的工厂叫苏州枪炮局,当时制造出枪以后,有人向李鸿章报告说,一杆枪成本是15两银子,比向外国买还贵了一倍,问还要不要做。最后李鸿章决策还是要自己制造,当然高额的成本也主要由国家承担。实际上,当时中国具备很好的条件开展军民融合,那时江南一带经济发展很好,特别是沿海地区丝绸、茶叶贸易发达,如果当时的兵工厂通过拓展这些业务来赚取利润,补贴装备制造,就能够形成良性发展,当时成立的一系列兵工厂到现在恐怕已经是百年老店了。现在西方的军工企业,特别是大型军工企业,大多数都是百年老店,其经久不衰的原因正是靠军民融合。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前苏联的援助下,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但仍没有摆脱“官办外助”的旧军工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积极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西方强国相比,我国军工企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问题仍然突出,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依赖政府投资、自身造血功能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军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仍然薄弱。
加快我国军工企业市场化改革,提升国防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是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任务。要把军事工业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打造一批体现国家高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大型军工产业集团,使之成为和平时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第二支“军队”。要加速推动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发展,使军工产业深深地根植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强大的“保军”基础和实力。要积极推动军工企业集团整体上市。一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增强“造血”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的刚性约束,强力推进军工企业转型,尽快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支持军工企业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以金融杠杆撬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效融合,推动军工企业做强做大做优。要加快推动军工科研院所企业化改制,让“第一生产力”加快走向市场,提高军工发展的效率和效益。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军事文化,兼容并蓄国外军事文化的优秀因子,开拓创新、大胆实践,就一定能够构建与新时期国家战略相适应的军事文化、军事工业和装备体系,对国家战略形成更加有力的支撑。
(本文根据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今年3月份应邀出席中国军事文化讲坛所做《加快推进军工强国建设 强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演讲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