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欧洲格局可用战国时代纵横捭阖思路观察

2016-12-08 10:24:00 环球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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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网军事12月8日报道】继《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之后,作者王伟将他独特的视角放回中国。据悉,北京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细数从诸侯争霸到秦帝国统一中国的历史事件,以大历史观、战略思维的角度,分析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微妙博弈、秦统一六国以及秦帝国的建立,为读者呈现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大戏。环球网军事节选该书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近现代的欧洲与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相对比,就战略态势而言其实并没太多区别——换句话说,多看一看现在关于欧洲国家间的国际新闻,你就能对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生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在看如今欧洲的某些问题时,用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思路去看,其实也更容易理解。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

  1.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文明疆域,列国的基本价值观并无根本性不同;语言、文字虽然有差异,但根源都是相同的,差别远没有中文和英文那么大(因为各国语言、文字差别有限,所以后来秦统一天下文字,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多不便)。而欧洲国家同样均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文字、语言虽然种类很多,但大致跑不出拉丁、日耳曼、斯拉夫三个语系,所以欧洲国家很多人动辄会两三门语言,其实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2.在统一的文化疆域之下存在着众多独立的诸侯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它们都拥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体系。而欧洲自然无须多言,现代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3.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在统一的文明疆域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譬如楚文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共和的色彩,齐国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色彩,而赵国则明显受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上千年的演进,同样使得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圈之内,形成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亚文明圈。不同国家同样形成了不同的民风,以至于夸张到如今一提到法国人就是浪漫,一提到德国人就是严谨,一提到意大利人就是散漫……

  4.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百姓,如果感觉到本国环境让自己不舒服,那大可以一走了之,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问题。譬如孙膑、吴起、卫鞅、张仪、甘茂、李斯等等,皆是如此。比如:孙膑是齐人却曾侍魏国;吴起是卫国人,先后在鲁、魏、楚任职;卫鞅是卫国人,先去魏后去秦;张仪是魏国人,却做了秦国丞相,晚年又做过魏国的丞相;甘茂、李斯都是楚人,任职则是在秦国。更极端的,有伍子胥为报家仇助吴灭楚的例子(伍子胥本是楚人)。现在的欧洲国家同样如此,欧洲国家间的《申根协议》就是为了方便成员国的国民可以自由往来。演“大鼻子情圣”的杰拉尔•德帕迪约感觉法国税负太重,立马加入俄罗斯国籍……

  5.周王室衰微以后,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周礼开始崩溃,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思想的集中大爆发——“百家争鸣”。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和来自东方的“上帝之鞭”同样重创了教廷的权威性,紧随其后的便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再往后近代欧洲成了各种“主义”和思想家最集中的孵化园,譬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康德……

  6.“大一统”始终是春秋战国政治格局发展的大方向,不单单是秦,列国其实都是把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即便是以破坏者身份出现的项羽,其最终目标也是奔着一统天下去的。同样的,统一也是欧洲国家历朝历代的追求目标,否则也就不会有英法百年战争,不会有拿破仑,更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如今的法德牵头建立欧盟,发行欧元,其实同样是在企图以一种和平的形式来谋求欧洲的统一。

  再进一步去看,你会发现近现代的德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局,和2000多年前的魏国几乎别无二致:在中世纪的欧洲,“超级大国”法兰克王国的解体最终产生了现在的法、德、意三国。而在中国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产生了韩、赵、魏三国。德国所处的地形,北部地处北德平原,南部处于阿尔卑斯山脉边缘地区,总体而言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形。在它的西南方,是和它打了上百年的法国;东方是曾经差点被它灭国,最终把它一分为二的俄罗斯(苏联);西方隔着北海(大西洋东北部),是数百年来始终在搅和欧洲大陆的英国……

  战国时代的魏国,面临的局面和后世的德国基本没有区别,战国初期,除了燕国,其余五大战国都与魏国接壤——也就是说魏国被围在中间了:西部是秦,南部是韩、楚,北边是赵,东边是齐。

  欧洲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按照同一个“剧本”走的,都是由德国最先主动挑起,都是先攻法,后攻俄(苏联),最后又都是以德国惨败而告终。德国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东西两线作战是它挥之不去的问题,西线要防英、法,东线要防俄(苏联)。从纯军事角度说,两次世界大战德军最大的失败都在于两线作战导致消耗过大,国力难以为继。

  从德国这种近乎悲剧的地缘宿命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曾经最强大的魏国在魏惠王一代就迅速衰落成二流乃至三流国家。魏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强盛时纵然可以四面出击,可只要力量稍有不济,就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麻烦,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疲于应付,最终让自己精疲力竭。后来直接导致魏国衰败的桂陵、马陵两战,本质上都同样是两线作战的问题。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一丁点转机。战国初期魏国的强大,一半是因为它继承了晋的优质资产,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李悝变法给魏国带来的先发优势——魏国是战国时代最先大规模变法的国家。如果在巅峰时期,魏国将国力优势转化为地缘优势,那么后面的历史或许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如何理解这段话呢?这得需要一张中国地图来说话。

  某种意义上说,治国首先是一门研究如何“花钱”的学问,其次才是研究如何“赚钱”——就好比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笔横财,如果只是买一堆奢侈品、吃喝玩乐,那么富就会变成腐,人也就毁了,而如果能够置办一份产业,则可以保证世世代代地富下去。在战国时代,一个诸侯国要置办的“产业”,那就是开疆拓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要打哪儿?

  从历史上说,那时华夏地区最富庶也是最关键的地方首推中原地区,差不多就是如今河南省这一片。从水、热条件来说,这里要优于更靠西北的山西(韩、赵、魏三国的核心地带)、陕西(秦);从地利说,这里居于华夏中心且地势平坦,是各地商品的集散之处,战时以这里为前进基地,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可以快速到达,夏、商两朝皆定都于此。

  在各个诸侯国眼中,中原就如同一鼎鲜美无比的热汤一样。韩、赵、魏三国在内政稳定之后无一例外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原,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指挥作战并且缩短后勤补给线,三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向中原方向迁都:赵国国都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迁至中牟(今河南省郑州市),后因担心北方匈奴,迁都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这里我们看到,国都距离前线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会导致缺乏战略纵深,太远又会导致指挥不畅;韩国在灭了郑国之后,将国都从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迁至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魏国则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不得不说,从全局来看,这三国的战略决策其实都是不明智的。一鼎热汤摆在面前,要喝到它就得有汤勺、汤碗,什么家什都没有,自己反倒跳进了鼎里,不但喝不到汤,反倒会把自己给煮了——中原地区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方便,而反过来说那里也就是四战之地,你打别人方便,别人从任何方向打你同样方便。后来魏国伐赵包围邯郸,伐韩包围新郑,齐国搅局两次围攻大梁,我们发现不管谁攻谁守,进攻方每次都是很轻松就打到了对方的国都城下,问题就出在这里。韩、赵、魏三国忙不迭地迁都中原,其实都是急功近利,为了抢“汤”喝,自己跳进了中原这个“大鼎”之中。

  那么魏国的“汤勺”在哪儿呢?在它的西面——处于关陇地区的秦,在战国初期是最弱小的一国,那里人丁稀少,民风蛮荒,文化落后,物产贫瘠,看上去一点油水也没有,但是从地缘上看,关陇历来却有形胜之地的说法,只要扼守住函谷关、武关等关隘,崤山就可以给那里提供坚固的地理屏障,崤山以西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且地势平坦,比之三晋的“表里山河”更适合集权管理。对魏国来讲,秦地不只意味着战略纵深,甚至可以是一块比魏国故地更合适的根据地——1000多年以后,李唐王朝的建立正是先从山西晋阳(原来赵国的旧都)起兵,向西攻占长安,在关陇稳固根基之后,才东出进攻洛阳,取得中原进而一统天下。

  然而在战国初期,魏国的君主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君主在位期间,虽然秦魏之间的战事不断,但是魏国朝野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东边的中原。后来随着商鞅变法的展开,秦国国力开始迅速增强,关陇之地的地利随之转化为秦的战略优势,而魏国唯一一个可能的机会,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在此以后的千百年里,这种不要“汤勺”自己跳进“汤锅”里的蠢事依然重演,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而已。譬如如今西方国家醉心于金融炒作的丰厚利润,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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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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