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日走军国道路是误判去了日本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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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a href="http://mil.huanqiu.com/mlitaryvision/2013-08/2701876.html">【群体性危机感让日本右倾 中国需做最坏打算】</a>走出认识日本的方法论误区王占阳在认识日本方面，长期存在着多种方法论误区，这是导致形成“日本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种误判的深层原因。由此，走出这些方法论误区也就很重要了。一是应实事求是地看日本，最好能够身临其境地看日本。实事求是是一切方法论中最根本的方法论。实事求是，说到容易做到难。比如，面对事实，是否有回避、掩盖、歪曲的问题？发现了与流行观点不同的事实，是否勇于正视和研究、勇于纠正错误观点……这种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校正，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真实的日本。做到实事求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重视直接经验。身在日本的中国人、华人普遍认为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笔者也因曾在日本做过访问学者，而对此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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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应当全面地看日本，而不是只看其负面因素。实事求是的原则包括全面性原则。我们认识日本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一味地只看其负面因素，那就会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在日本社会和国际关系中，同时也有使日本坚持走和平道路强有力的正面因素，而且这种正面因素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三是应当根据历史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下判断，而不是根据少数人的言行下判断。一般说来，历史有可能被多数人所决定，也有可能被少数人所决定。但当历史被少数人所决定时，那一定是形成了某种基本的历史格局。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势，首先要看其当下的基本历史格局。二战后，决定日本走向的全部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时至今日，和平主义、民主法治、经济需要、财政拮据、美军驻扎、中国崛起等基本要素，都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所构成的基本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即使少数人想搞军国主义，那也只能是过时的幻想。虽然他们也有可能造成严重局面，但终究无力颠覆这个大时代，无力倒转历史车轮。四是应当主要从日本的内政认识它的外交和国防，而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认识它的外交和国防。单纯从外交、军事角度看日本，这是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的，很容易走入认识误区。内政决定外交和国防。日本之所以不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是由它的内政所决定的。在这种决定性因素支配下，即使它的外交和国防出现了不良倾向，它也会受到内政因素的有力制约，并被纠正。五是应当给予日本内政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不是只侧重于观察它的政局变动。日本实行民主制度后，它的政治、外交、国防已经主要地是由它的现代经济、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和现代思想文化所决定、所制约的了，相对独立性并不强。特别是，这种决定因素主要是和平主义的，这就使日本在理性状态下只能走和平道路。六是既要居安思危，也要避免杞人忧天。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至今都没解决好。在和平问题未解决前，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居安思危和国防现代化也就始终必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居安思危到了杞人忧天的程度，那也会从必要的防范变成庸人自扰，从而导致决策失误。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看到只要是在理性支配下中国本土就不会受到入侵，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走向和平，这就是求真务实，就是有信心的表现。有此认知和自信，才能避免反应过度，特别是避免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而更加准确、稳妥地处理好内政、外交、国防诸事务。▲(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资料图：日本民众示威专家：中国对日缺足够精神 须促进中日相互理解眼睛只盯着中日高层，或有错觉刘 迪APEC峰会将在北京举行，外界关注中日首脑是否会谈。两国关系能否改善，既需要政治高层诚意，也需要民间关系的改善。因此恢复发展中日关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次高层会面，而应关心如何促进中日社会普遍的相互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40余年，最重要的是如何恰当管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当然，领土争议、历史认识导致的冲突，都需要复杂的管控技术。最近中日关系紧张的升级，正是因为没有“恰当”管控两国关系中的“宿疾”。当然，不能否定域外力量“亚洲回归”因素，也不能否定地区民族主义兴起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该地域政治中，中国缺少足够的精神、技术准备及应对方法，也是问题扩大化的原因之一。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广阔、深入的阶段。每天近2万人往返于中日之间，他们很多都是公司雇员、学生、观光者。有70多万华侨居住在日本，也有10多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融入对方的社会。有人会问，中日交流如此广泛、深入，为何无法遏制两国关系冷却？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往返两国之间，交流、促进两国关系，那么今天的两国关系可能更糟。上世纪90年代国际结构变化导致此前中日共同利益丧失，新的共同利益却尚未形成。另外在该地区，既有“冷战遗构”，也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再有日本政治家利用手中资源，不断形成针对中国的“议题设定”，煽动恐慌以维系政权的稳定。要求地区和平的声音，没有占据舆论主导地位。尽管中日政府关系的现状令人失望，但我们仍可通过非政府渠道，促进中日信任的增量发展。两国可以在市民层面、媒体层面、学者层面的对话来摆事实、讲道理，沟通彼此，突破两国关系中人为障碍。最近，日本有的学者、媒体开始反思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问题。两国民间高密度、高质量的交流、讨论，可以促进、提升中日的基层信任。我们需要挖掘来自民间的动力。回顾历史，“以民促官”每每充当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力量。今天提倡中日关系增量发展，仍必须重视“民”的力量。日本与中国比，其社会组织的努力较多。例如日本“言论NPO”组织，最近十年间每年都与中方合作，展开中日舆论调查。他们的活动表明，中日关系非常需要这样的社会组织来调查、沟通两国民意。当然，中国也需要培养、发展社会力量，与日本社会展开对话、交流。社会力量比国家力量大。当然这个“大”是在不同层面。即便政治力量想干涉社会，但因为社会的广泛，政府很难做到无孔不入。而且在民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不论历史问题还是领土问题。非历史、非领土的广泛领域，社会对话存在的空间极其广阔。在这些领域，我们可求得中日民间信任的增量发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没法在一夜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通过相互信任增强，在发展中解决这些对立。我们可以做的是，在中日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强固的纽带。此前，有不少日本环保组织，来到中国治理沙漠、植树。在日本，也有不少中国人组成义工组织支援灾区。今天，在历史、领土问题僵局很难打开时，我们不一定非要把眼睛盯在高层，而是应该放眼民间、放眼社会。中日社会的对话、合作，可以提升彼此的互信，促成中日共生的力量。▲(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资料图：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学者称日本爱好和平不会再侵华 解放军中将批驳日本正在形成军国主义的温床王洪光日前，有学者发表观点认为“日本已经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其理由虽确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不足以支撑核心观点。第一，当下日本军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与二战时期已大不一样，日本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举国动员、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形态已经不会出现。但我们要警惕的是表现形式改变了，而本质上仍是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防止其在不受国际约束和压力的情况下，演变成“军国主义”变种。如安倍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中的“积极”，很可能就是这样借尸还魂的“异形”。第二，过去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日友好是主流。而且当时日本一批有眼光有作为的政治家，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心怀愧疚。现在时过境迁，由于日本政府的挑动和宣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急速下降，一些人对中国崛起抱有焦虑感。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温度和土壤越来越合适，温床正在形成。死抱军国主义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如果只是一般人倒也没什么，但现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安倍政府，正在带领日本大幅度向右偏转，与日本社会保守右倾趋向高度契合。正如“台独”分子在台下时翻不起多大风浪，一旦陈水扁上台，两个执政时期下来，台湾倾向“台独”的民众已经过半。由此，我们还能放心地以为日本不会重走老路吗？第三，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什么时候民主制度真正防止和制止过战争？发动二战的希特勒就是利用德国民主制度选上来的。“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说伊拉克是制造“9·11”的真凶，硬说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人民阻止了吗？历史证明，民主制度从来就被西方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呼之则来，弃之则去。是的，如果日本想走二战前的举国体制、以战时经济为基础的旧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具备条件，但日本现在正滑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不也是事实吗？不仅要当世界经济强国，还要与经济强国相适应，做政治和军事强国，解除“集体自卫权”，合法地向海外派兵，参加国际军事事务，对外出售大型武器。尽可能地窃取或强占海洋资源，不仅强占我钓鱼岛，扩大经济专属区，还要变礁为岛，与中国等国争夺大陆架资源。作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日本，要发动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军国主义局部战争，确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和军事条件。说“中国已发展成世界军事大国，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笔者极为赞成。中国之所以下一步还要发展成军事强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重要原因。而且前提是，外界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决不掉以轻心。▲(作者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资料图：日本右翼分子专家：日少壮学者对华趋理性 中日将迎友好时代日少壮学者对华舆论趋理性凌星光日本当前主流舆论始终强调，战前日本不同于犯下人类道德罪的德国法西斯，同时强调固化维护日本既得利益的现有国际秩序。由于我国和韩国展开艰巨的说理斗争，日本开始出现向德国学习和现有国际秩序未必合理的主张。尽管这种正面声音还不算大，但在主流媒体中开始出现就很值得关注。《日本经济新闻》不久前登载《败给德国的日本》一文，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发展进行比较，指出日本在与邻国关系和经济政策上不如德国做得好，要向德国学习。文章说：“日德两国同是战败国，战后都推行轻武装、经济优先路线，实现了经济奇迹”。但如今“其不同的地方越来越明显”，其一是“德国以德法和解为机轴建立欧盟，深化和扩大了近邻友好关系，而日本“没有搞好日中、日韩重要关系”;其二是经济和外交密切相关，“德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欧盟的深化和扩大”，可“日本因与中国、韩国关系冷却而未能抓住来自“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机遇”。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8月底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关系论看中国》的文章，对当今日本主流舆论认为中国正实行霸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文章认为“中国是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当美国一极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可能将其引导到“对亚洲和国际秩序能够起到建设性作用的方向”。日本庆应大学准教授大久保健晴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如何应对中国梦》一文。文章首先指出西方国家强加于世界的现行国际法的不合理性。其次指出日本所犯的错误在于 “以国际法为盾牌展开条约外交，以图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原有的东亚秩序”，其象征性事件就是日清(甲午)战争。“近代日本所开展的国际法外交，并没有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对日本近代史的轨迹不能无批判地加以肯定”。作者认为，要考虑到“团结其他亚洲国家”，现在有必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44岁的津田塾大学教授萱野稔人在2014年10月号的日本《潮》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日本应该走的路之时》，他认为 “美国正致力于通过跟中国的对话使世界秩序稳定化”，“今后日本所需要的是，在面向世界的大脉络中议论日本应该走之路”。作者发出警告说，当今的日本有可能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样的错误。这些三四十多岁的日本少壮学者，不同于现在占日本舆论主流的五六十多岁学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能够客观、理性。这一是由于他们在日本“失去二十年”的时代从事研究工作，特有的优越感相对少一些;二是由于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对美国的迷信少一些;三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使其对中国的偏见少一些。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他们将成为日本知识界的主流，届时日本舆论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中日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时期，但我们要看到日本的新生力量。只要把我国国内事情办好，在今后十年内很可能迎来新中日友好时代。▲(作者是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资料图：日本陆上自卫队阅兵专家：盲目评说日本爱和平没危险是对中国不负责切忌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周永生最近，日本派出多种形式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高规格接待中国民间机构人士，安倍首相夫妇观看中国剧目演出等等外交活动内容和形式，都在表明，安倍在向中国主动示好。日本对中国的任何示好，中方都是欢迎的。但是，在对日政策问题上，中国切记要避免政策的极端化，当我们欢迎日本努力改善对中国关系的时候，也不可以忘记日本未来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对二战时期侵略扩张的历史并没有很好地反省。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不仅有从白人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想法，而且认为是因为日本遭受了美国、中国、英国等国家的包围，切断了他们的能源物资供应线，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倾向如果不遏制，在将来日本自身强大和外部遏制力量减弱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对二战胜利成果反攻倒算的情况。第二，日本民族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集团主义精神。当日本的生存和发展遭到某种威胁的情况下，这种组织能力和集团性会演化成为强大一致的对外力量。如果日本某些内部势力利用这种力量，把本来是自身的挑衅和错误渲染成为外来的威胁和损害，就像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欺骗日本民众一样，使大量的日本民众遭受蒙蔽和欺骗，为军国主义国家战死。即使我们确信现在的日本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意图是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的，这正是我们认为日本危险可能性的地方。第三，日本是一个极其缺乏生存与发展资源的国家。日本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世界的资源。一旦这些资源的供给出现失衡，甚至某些固有条件被打破，损害到日本的生存和发展，日本可能会通过非常规手段，乃至于武力和战争解决问题，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中短期之内，日本不会走上这种道路。但从更长远的历史演进来看，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第四，日本保有大量的武器级核材料，不断强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延续老殖民主义的政策霸占中国的领土钓鱼岛，针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准备与活动。在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当中，防御和进攻没有截然的本质区别。当日本具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架空了和平宪法、将来甚至要走向彻底废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情况下，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威胁不仅具有可能性，也具有现实性。因此，盲目地评说日本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危险的国家，不仅缺乏历史眼光，也是对中国和世界不负责任的一种认识。同样，对日本会不会再一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争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历史的演进不太可能照搬过去的道路不断重复，日本对中国和世界可能带来的危险也不太可能局限于军国主义的旧有形式，而很有可能是目前还无法完全认知的一种新的模式。所以，在改善对日关系的同时，不能忘记日本还存在着危险性的倾向。▲(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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