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姚炳塘,右姚炳溪
金华新闻网12月17日讯
口述:姚炳溪 姚炳塘 整理:汪蕾
96岁的姚炳溪和姚炳塘,可能是金华目前已知、唯一健在的双胞胎抗战老兵。18岁那年,兄弟俩一起加入忠义救国队,辗转龙游、建德等地三年。而后,哥哥炳溪在富阳加入挺三纵队,抗战胜利后参与接收最大的日军武器36总仓库;弟弟炳塘因放不下妻儿回了武义,在浙东地下党领导人李秀芝之妻胡玉仙的介绍下加入游击队,投身革命。
三年多时间里,兄弟俩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饿着冻着,我也饿着冻着。在龙游,两人手无寸铁被关在教堂,只想着“要是两人都死了那也罢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哪怕是尸体,也要把兄弟带回家”。
如今,兄弟俩都康健得不像古稀老人,不用拐杖,不要搀扶,讲话中气十足,笑起来都爱咧着嘴“呵呵呵”,爱甜食,哥哥炳溪会像孩子一样藏起地瓜薯片,等弟弟来了一起磕着谈天。习惯长相都很相似的两人还常被家人认错,儿子常管叔叔喊爸,也自然应允。
早些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哥哥炳溪的抗战故事一直不与外人道。直到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他开始讲述,每次开口,就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滔滔不绝,他渴望证明太久了。每逢出门或客人到来,他总要穿上印着“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马甲背心,挂上金色纪念章。有一回出门打车,下车时,司机坚持把车费塞回来,“老爷子是英雄,我怎么好收钱”。因为“英雄”这两个字,姚炳溪笑了好久,就像今天一样。
两子相继被送丁,母亲悲愤成疾而终(弟姚炳塘口述)
我叫姚炳塘,他叫姚炳溪,我们是双胞胎兄弟,我是弟弟,他是哥哥。1920年农历六月十五,出生在武义茭道镇上坑村。我们双胞胎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很高兴,那个时代双胞胎都健康平安就是大喜事。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名叫炳有,下面还有弟弟兆发和一个妹妹。
讲起来,我们家兄弟四个都当过兵。大哥炳有被捉去送壮丁,上战场,回乡以后一生务农,忠诚老实,待人和蔼可亲,炳塘做地下工作时,他很支持。前些年,大哥去世了,也很长寿,93岁。
小弟兆发参加抗美援朝立功授奖,升师部宣教科长(团级)。回国后,转业浙江省电影公司书记、省文化局人事科科长、省红太阳展览馆馆长,是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严冬霜风刺骨寒,穷人无衣受煎熬。腊月无粮吃糠粉,盼春到来摘嫩芽。棒椿树叶哭叶菜,上山采回当口粮”,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当时,家里就靠着父亲姚聚宝做田里活过日子。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租地主人家的田地种。秋收期到,收租人上门,从来不欠地主租谷,就怕地主收回租田,佃农没田种就得饿肚皮。
老父母受尽地主豪绅欺压,抬不起头来,他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想尽办法供我读私塾,送我到永康八字墙卉川小学复读毕业,老红军党员陈桂山是我的老师,一直读到15岁高小毕业。陈桂山痛恨封建社会独裁专制,被国民党省防军捕送到永康县城杀头示众。在学校里,我响应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号召,参加学生运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喊口号,贴标语:“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因为儿子多,哥哥炳溪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伯。小时候,他读过3年书,从6岁到9岁,后来就给地主人家做放牛娃,一直到16岁。
15岁那年,国民党乡公所的3个乡兵不由分说抓了大哥炳有送丁。一年不到,炳溪又被捉去。爹妈哭都没处哭,老爹不过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老娘更是门都没出过的农村妇女,一下子没了主意。他们一辈子做活就盼着儿子养大了可以勤劳成家,想不到都被抓去战场“送死”。我娘杜章妹一病不起,在我16岁那年去世了,当时才44岁。
娘去世以后,家里也无力供我读初中了,送我去了武义商店做学徒,每天下午替老板洗马桶,扫地,擦水烟筒,做纸心吃烟用。不过,老板人很好,他教我热心招待客人,每日送《东南日报》,当时武义城里好些人都识得我,喊我“年轻送报人”。
再后来,3岁的小弟兆发被送到养母家,8岁的妹妹送别人做了童养媳,好好地一户“农家乐”就散了。
三年忠义救国军,龙游教堂生死间(兄姚炳溪口述)
“国民党是害人狼,农民养儿人长大。壮丁捉去送战场,抢劫毒打刑用尽。”抽壮丁是怎么一种苦,弟弟炳塘写过一首诗,讲的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腐败军官想尽法子赚钱敛财,前前后后被“卖丁”过两次,12万法币卖给别人,日子不像人过的,大家都想方设法逃回家。被捉壮丁去不久,我躲着国民党,躲在吕公望(永康人,1916年为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家里,后来得了机会从部队逃回家。在城里也做过工,兜兜转转过了两年。
炳塘在1940年2月考进浙江警校受军训8个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当三排排长,我没有文化,想着兄弟两个有照应,就在他排里当战士。
在忠义救国军,我们没有花力气练枪练炮,上前线打日本佬。最危险的一次,是1942年在龙游。当时,日本人的部队在兰溪,离龙游也是一步之遥。我们一群人被关在龙游城里的一个教堂里,没有武器,没有吃的,整整关了七天。
当时,兄弟俩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饿着冻着,我也饿着冻着。大家都是一个月穿破一双破草鞋,穿破布衣服。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也不晓得讲什么话,但两个人都晓得“要是两人都死了那也罢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哪怕是尸体,也要把兄弟带回家”。
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命大,过几日我们就被放了出来,跟着部队从龙游到罗埠、洋埠,再到建德新安江、徽州府(淳安),一路上去富阳。在富阳,我们进入浙江挺三纵队(即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鲍步超,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在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炳塘是一排排长,我是战士。在富阳,我们经历了抗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同日本佬战斗5次,打死一个日军小队长,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
1943年11月前后,我随挺进队一路紧逼日军到南京,炳塘因为早年已经娶妻生子,牵挂家里妻儿,就离开部队返回武义。
南京接收日军被服:“东洋先生哇?”“中国先生好!”(兄姚炳溪口述)
炳塘离开以后,我继续在挺进队做轻机枪手。这么多年仗打下来,老兵是有经验。日本佬武器好也聪明,看着我们机枪位置开炮。所以,我们就要经常换位置射击,否则炮弹就要掉头上来了。
之后,我还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战斗。当时,日本佬在富阳,我们挺进队驻守在桐庐、建德一带。桐庐有个地方叫七里泷(音),地势险要。他们想来突破防线,但是因为我们处于高地,他们又不敢上来。我们凭借地形优势打死五六十个日本兵,自己只牺牲了四五个。
当时,日本大势已去,但心眼坏,退一步就把沿线铁路拆掉一段,钢轨装在火车上企图带回日本,从金华到诸暨一段的铁路全部被拆光。我们步步紧逼,日本佬退一步,部队进一步,到杭州时日本宣布投降,最后一直退到南京。
日本投降后,我们负责接收日军在太湖的第36总仓库,整整有256幢库房。这是规模最大的日军战备总仓库,里面各种各样的枪支弹药,什么都有。我们到达接收时,仓库里还有三四十个日本人。
以前日本佬在武义时,趾高气昂傲得很,要我们叫他们“东洋先生”。这次,我也拿着枪问他们:“东洋先生?”日本佬一看到我们,马上举着枪在头顶,点头哈腰,鞠躬很恭敬地说:“中国先生好!”
接受完成后,又调到第16被服仓库、南京中华门等地当警卫。直到28岁那年,从南京回武义。警卫班这些年,我每个国家的机枪都用过,也是蛮骄傲的事情。
三次被捕虎口余生 浙东游击队六支队九大队(弟姚炳塘口述)
哥哥炳溪北上南京,我因为家中妻儿回来武义。
当时,正值金华失守。1942年5月23日,日军在途径武义占领金华城后再返回武义,抢占杨家、上茭道、周岭、溪里、茭塘、洋沟弯等地的萤石矿,还修建了金武铁路,并且在附近村庄四处抓人到矿山做工。家乡沦陷,我也无处存身,曾三次被日军抓去。
头一次是刚回乡不久,我因为遭遇日军情报组被捕关进上茭道日军司令部班房20多天,幸好有上茭道日本区长和下坑日本保长把我保出来;第二次,我在义乌小官余村被日军捕去杀头,背上已经被刺刀刺进去,血流了一身,湿透衣服,是全村村民担保才放我回家;第三次被捕是在上下坑东台山炮台,被抓去挑水干活一整天,我逃下山来。
亡国奴不好做!后来,我逃出沦陷区到永康做工,又被永康县自卫队抓去方岩牢房,用24斤重的铁扣锁住我的脚,坐了180多天班房,后来是通过关系花了很多钱才放出来。
1945年2月,我到蒋马洞村校教书,星期日要到胡宅垅中心校开会,认识了校长徐云从和教师胡玉仙。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胡玉仙还是浙东地下党领导人李秀芝的妻子,他们开会时谈的都是封建社会的败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很有感触。
在胡玉仙、徐云从的介绍下,我和应飞、陶健、颜寿康、姚章德、颜金元等人取得联系,正式投身革命,加入浙东游击队六支队九大队。
抗战胜利以后,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参加竞选武义县阳东乡第九保保长,实际上就是做个“白皮红心”的保长。我在农会里做农会长,向地主推行二五减租、减息,开展对国民党政府的抗丁、抗粮、抗税运动,也解决了游击队衣食住行的问题。
1946年8月,因叛徒告密,地下党人陈双桂、陈天宝、陈伟文、邹志义被押送上饶集中营坐牢;当年10月,被永康国民党侦缉队队长周连升为首的反动派押回八字墙杀头示众。悲愤之余,我们针锋相对,地下武工队对当地国民党分子执行镇压,对地主派粮加重。
这件事让我们在老百姓心里有了分量,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讲的就是这个:“共产党人像包公,铁面无私不怕凶。国民党是假威风,躲在县城不出笼。”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先后参与了烧断公路桥、八字墙缴枪、古楼伏击战、武义解放等重大事件,还与杨海涛一起作为代表接收100多名逃至武义南湖的武义自卫队俘虏,收缴枪支弹药。
1951年,我同小弟兆发一同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历过一些波折。2003年,我加入武义县新四军研究会,为联络组组长。这一辈子,虽然曲曲折折,但也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