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海鸥支队”纪念碑在老欧村落成时,86岁的汤姆·普来捷和中方劳工向全紧紧拥抱。陈耿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 徐一豪 许春媚
2015年11月3日,澳大利亚墨尔本联邦广场。一位年逾花甲、身着朴素的女士成为璀璨华灯下人们目光聚汇的焦点。
女士名叫Christine Moore。她的父亲StanVaughan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幸存者。
Christine小心翼翼地从布袋里掏出一沓复印的素材,细细摩挲着,抬头深情望向来自远方的海南客人。“我很想让你们帮我的父亲‘寻亲’。他生前,已苦苦找寻了近70年……”
就在同一天,中国海南东方市八所镇老欧村。58岁的汤秋得和村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西边坡的一处墓园,浇花、除草、打扫落叶。长眠于此的逝者姓甚名谁,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的是,墓碑记录的是澳大利亚“海鸥支队”战士——二战期间曾与父辈们并肩战斗过的国际友人:“是否还有‘海鸥’活着?”
隔空穿透历史的呼唤,让海南与澳大利亚那段“老兵与农民”有关生与死的情愫,跨越万里千山,跨过半个多世纪,追诉着那一段可泣的历史情缘。
回眸
10月31日,在悉尼歌剧院开幕的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上,人们把最真挚的掌声献给了最后一名仍存世的、曾被关押在海南东方战俘集中营的98岁高龄“海鸥支队”抗战老兵TomPledger。他白发苍颜,坐在轮椅上,已经无法走上台前。
“从集中营解救出去的时候,我是被一辆车载到镇上的中国医院,当离开集中营越来越远,感慨万千。”老人回忆起70年前在海南东方被解救的这一刻,眼角滚落出一颗豆大的泪珠。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263名士兵在安汶岛保卫战中被俘。9个月后,他们被日军用船押运到海南岛西南部的八所战俘集中营,在这里,被迫成为开采铁矿、修建八所港和铁路的苦役。
为尽快把从石碌铁矿掠夺的矿石运出,日军用皮鞭和枪托逼迫战俘干活,战俘睡的是茅草屋潮湿的地面,忍受常年的饥饿,甚至连老鼠都抓来吃。集中营的战俘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身缠疾病死去、或遭屠杀。
1943年,不堪忍受日军惨无人道的折磨,有约10名士兵逃出了战俘集中营,他们都是TomPledger和StanVaughan的好战友。从此,八所的老欧村与澳大利亚士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老欧村,52岁的农民高昌邦听外祖父细细讲述过当年搭救“海鸥”们的故事。他说,“海鸥支队”士兵逃出集中营后,靠着中国共产党散发的抗日传单指引,逃到了琼崖革命的红色村庄——老欧村。尽管相貌语言迥异,但他们的到来,受到了抗日组织和老欧村民的欢迎,被安排在村民高唐仁家住了1个多月,虚脱的士兵得到了村民细心照料。
“因语言不通,大家只能用手脚比划。”高昌邦说,澳大利亚士兵不习惯米饭,喜欢面食,但当时战火纷飞,哪会有这些?村民们就将大米碾成米粉代替,又从鸡窝里掏来鸡蛋,把舍不得吃的东西都让给了大兵。
“村民们对外国人很好奇,特别是其中一个还镶着假牙,吃完饭要取下来洗。”高昌邦说,这个细节,也成为士兵后代寻亲的重要线索。
在老欧村生活期间,澳籍士兵和村民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勤快,帮村民干农活。士兵也教村民制作土炮、火枪、弓箭等武器,帮助修筑工事。“通过革命根据地的翻译人员,澳籍士兵向村民宣讲国际战场的形势,鼓励海南农民坚持抗日!”高昌邦回忆到。
战争中凝集的深情厚谊,日久滋长。现已83岁的老欧村村民符天祥,当年还是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他记得,澳大利亚士兵来到老欧村后,日军派“维持会长”来到村里,逼着村民交人,并威胁“如若不交就要人毁村亡”,即便这样,农民们也咬着牙坚持说没有见过澳籍士兵,用生命保护着他们。
寻亲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为了掩盖虐待战俘的暴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
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军战略服务处发起了一次救援战俘行动。特殊营救小组对日军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所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他们把这些营救任务的代号,都冠以不同禽类的名字。他们把营救海南盟军战俘的行动,称之为“鸽子行动”。
一架C-47军用运输机从云南昆明起飞,载着空降兵组成的特战小组飞越红河州,飞越越南的海防,穿越北部湾,最后到达了海南的东方八所。
当体弱病残的战俘在被囚禁了多年后终于走出监牢,他们麻木地看着这些解救他们的人。每个人都眼眶深陷,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化脓的伤口,一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木板上,情景惨不忍睹。一位参加“鸽子行动”的队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你看到成年男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四五十或六十个男人,嚎啕大哭,或毫不掩饰地尽情痛哭,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看到了世界上最令人同情的情景。”
是的,StanVaughan就是其中的成员。在被接回澳大利亚墨尔本后,他在医院治疗了长达4年之久。
这是他此生最艰难而无法忘却的岁月。1949年,他与住院期间一直悉心照顾他的护士结为夫妻,次年,长女Christine出生。再后来,StanVaughan又相继有了4个孩子,生活归于平静。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朗成立了战后战俘团体,StanVaughan常常带着年幼的Christine参加团体活动,她的幼小心灵被父亲久埋于心的往事深深打动。
1967年,战后战俘团体聚会中,“海鸥支队”队员重访安汶岛的消息传到了StanVaughan的耳朵里。那曾经一度被深埋的情感爆发式地涌上了心头,Christine说,“父亲激动地站起来,不停地说,要回去看看,我要回中国,要回到海南去!”
“父亲跟海南非凡的历史情谊都留在了那里,他夙愿在心,坚定不移,可是,彼时的中国海南哪里那么容易前往!”Christine感叹。
直至18年后的1985年3月,StanVaughan才随中国红十字会一起到海南寻找战友的遗骸。在Christine展示的照片中,有其父亲跟其他8名“海鸥支队”老战士到东方市八所的场景,他们找到了当时战俘营的旧址,“那里被遗弃,荒凉得几乎难以被认出。”
StanVaughan到访老欧村,当他听说曾经有两名“海鸥支队”兄弟身染疟疾,加上长期在集中营生活极度营养不良,在二战结束前已离开人世,海南当地军民把他们像自己的亲人一样葬在了村里时,流下了滚烫的热泪。
呼唤
符天祥老人至今仍清晰记得这段往事。两名澳大利亚士兵身患疟疾,被送到了由中国共产党设在该地的打邦岭医院进行治疗,但因为缺医少药,治疗效果不佳,只好又折回老欧村,由村民悉心照顾。农民们四处寻找草药,可依旧没有挽留住生命,两人先后离世。
“两名澳籍士兵去世后,村民们按当地风俗将他们安葬在老欧村。村民们还按中国习俗和亲人的礼遇,每逢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四前去祭扫。”高昌邦说,其余的澳籍士兵,不久加入了抗日队伍,到五指山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战争需被铭记,而历史终究不会被忘却。
为纪念“海鸥支队”,中澳双方于2003年共同修建“海鸥支队”纪念碑,用中英文记述了“海鸥支队”的简史以及被俘士兵至中国海南的路线。
当再度踏访东方八所这处位于桉树林中的墓园时,其间幽静整洁、庄严肃穆。围栏之内,花草掩映中,仅一碑一墓。巨石雕刻而成的纪念碑上嵌着铜匾,匾上镌刻着数行大字:“海鸥支队纪念碑1942-1945澳大利亚与中国”,掩映在怒放的三角梅丛中,烫金的字体,仍熠熠生辉。
在海鸥支队纪念碑的左侧,有一处不起眼的墓冢。青石碑上刻着英文:“In memory of two gull force soldiers who were buried here in 1944,lest we forget。”译文:特此纪念1944年埋葬于此的海鸥支队士兵,愿记忆长存。
农民汤秋得每日守护着无名墓碑,他说长眠于这片土地的战士,即便身已不再,但心,一定可以感知得到。东方市相关史志中,我们至今找不到相关详细的记载。然而,海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轰轰烈烈的往事。
2015年3月,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及夫人来到东方市老欧村,向纪念碑敬献花环,缅怀在二战中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澳大利亚英烈,对长期维护“海鸥支队”纪念碑的老欧村民深情致谢。
交织着血与火、生与死的抗日战争战场,终将革命、友谊、人民、未来,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
老汤抬头望望天,头顶的太阳是那么鲜红,正是这光芒融入的时刻,我们再度读懂了和平的新生……
原标题: 海南与澳大利亚那段“老兵与农民”生与死的情愫,跨越千山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