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突破氢弹实录:看了才知道于敏多可怕

2015-01-09 14:16:00 往事不尽如风——绝密的中国1100目标亲历 宋炳寰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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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右)和邓稼先

  中国核武器发展被列入国家最高等级绝密工程,也是最具神秘色彩的领域。很多参与此项计划的人员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他们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基石,他们的功绩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仪式。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其中包括:供给一个型号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两个型号的原子弹以及一个型号的氢加强的原子弹的实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还规定,在中国能够生产制造氢弹用的个别元素以后,将考虑供给制造氢弹的技术资料。

  按照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方应该在1958年内先向中方提供一个TNT 当量为4 万吨的钚装料原子弹的样品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苏联政府在1958到1960年期间找种种借口拖延履行条约规定的原子能工业援助项目

  I960年7 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 月28日到9月1 日,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到8 月23日,在二机部系统工作的233 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其中有的人还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至此,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完全背信弃义,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他们的行径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原子能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苏联毁约终止援助以后,因为事先有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原子能工业建设没有出现停顿和工作混乱的情况。相反,加快了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进程。

  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九所经过1960年的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支核武器科研队伍,创造了一定的工作条件,探索到原子弹的一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并且找到了一些解决的途径,初步掌握了原子弹某些理论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这为进一步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从苏联援助转向全面自力更生的时候,1960年秋,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如何部署展开的问题。

  刘杰在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从协定的文本中清楚地看出,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一种氢加强的实弹样品属于原子弹,而不是氢弹。看来,氢弹和原子弹在原理与结构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刘杰曾找机会多次向二机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专家组组长表示不清楚,未作任何透露。看来,苏联在氢弹技术上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

  刘杰认为,氢弹肯定比原子弹更复杂;研制氢弹必须由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而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不会在短期之内获得突破,这项工作也不能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

  一天,刘杰同钱三强商量此事。刘杰讲了上述想法以后说:“九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

  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能不能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钱三强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氢弹的研制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早做布置好。

  氢弹有自己的原理,轻核反应有它自己的规律,与轻核反应有关的理论探索工作确实需要早做安排。我很赞成。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点理论物理研究力量,可以动员投入。“

  刘杰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还特意嘱托钱三强:

  “这项工作很保密,由你代表部来直接组织领导,对部党组全权负责。”

  随后,刘杰把上述与钱三强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九局局长李觉。李觉表示完全赞同。

  经刘杰同意,钱三强把二机部的上述决定向原子能研究所党委领导人李毅等同志作了报告。钱三强在李毅的协助下,1960年第四季度,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增设了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名称叫“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一开始成立时,这个组只有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刘宪辉等同志。不久,擅长粒子物理的何柞麻也加入这个组,并参与业务领导。以后又逐步增加了人员。起初,他们主要是积累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

  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柞麻多次向钱三强所长建议,调本所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了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让于敏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

  1961年1 月12日,钱三强约于敏到他的办公室,严肃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二机部党组批准,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时年34岁、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辛勤耕耘了近10年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一开始他感到脑子有点发蒙,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很快明白过来,知道这是领导上的决定要他去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后,他的心中矛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喜欢从事比较自由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

  然而,于敏马上又想到:中国多少年来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蹂蹭。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依然在心中留着深刻的惨痛印象。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不强大,就不可能真正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现在国家遭受了天灾人祸,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样的情祝下,中央仍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强调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于敏面对这样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觉得自己不能再有另一种选择,只能接受。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毅然决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为由拒绝了。这个人二十年后在恒星演化方面做出相当大的成就,被一些人吹嘘成“中国大陆最接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说来很有意思,冷战期间双方基础物理的交流还是通畅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恒星演化。因为恒星演化研究的恒星内部高温等离子体和核武器爆炸时高温等离子体是一样的。一直到80年代,双方的天体物理学者才能再次聚首,原因和双方都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的关键研究(双方都达到了核武器的物理极限)不无关系。此时一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也纷纷派出研究生到先进国家学习天体物理。真不知道为什么霍梅尼,萨达姆,金日成这些国家领袖为什么同时对恒星演化感兴趣了呢?于敏如果坚持基础物理研究,是否会取得类似或者更大的个人成就呢?最后提一点:上面说的那位比较年轻的物理学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励之。作为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直到21世纪初,他仍活跃于物理学研究领域和某领域,这和由于身体原因1988年就基本淡出学术领域的于敏比起来,实在是强多了)

  

责编: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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