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乐(右)在美国监狱与狱友合影。两名狱友都是印第安复国运动成员。
台湾出道,美国坐牢,大陆创业
黑帮大佬“白狼”三地恩怨
作者: 封思倩
7月6日,张安乐返回台湾第七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来到台北王朝酒店与他会面。这几天来,张安乐的日程十分紧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宣传两岸统一,与绿营人士当面舌战。这位绰号“白狼”的前台湾黑帮大佬,与人们印象中好勇斗狠的黑道人士截然不同:他戴一副金边眼镜,举止有礼,面带笑容,头脑清晰,讲话不疾不徐,见识不凡,而且记忆力奇佳,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随口可以背诵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句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他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匹夫”,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就是他心目中“保天下”的责任。
江湖内外的“白狼”
1948年生于台北的张安乐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张安乐天资聪颖,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但也很早就与黑社会接触。16岁时,他加入“竹联帮”,得名“白狼”。因为与黑帮有染,张安乐在高中时期多次转学,不过,18岁时,他还是顺利考入淡江大学(当时名为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又进入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继续攻读,但未能毕业。
1975年间,竹联帮内部新旧派系恶斗让张安乐大为失望。他离开台湾远赴美国,一面做生意,一面求学,先后就读于内华达大学、圣马利学院,似乎已经金盆洗手,远离黑道,直到1984年震惊台湾、美国两地的“江南案”,他才不得不重出江湖。
当时,美籍台湾作家、记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撰写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后来,台湾当局调查发现刘宜良疑为间谍,于是,时任台湾当局“情报局长”汪希苓找到了当时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打算借竹联帮的手暗杀刘宜良。陈启礼担心政府事后“翻脸不认账”,在行刺之前来到张安乐家,留下了一份录音带,以防万一。
结果正如陈启礼所料,台湾当局果然卸磨杀驴,在案发后将他抓捕。为了解救这位曾经的道上老大哥,张安乐公布了这份录音,并指称谋杀刘宜良的元凶就是蒋经国的儿子、当时主管台湾情报机构的蒋孝武。一时间,美国舆论哗然,美台双方政府都十分难堪,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据称,“江南案”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大冲击,蒋经国在那段时间常常一夜数次惊起。最后,台湾当局不得不“丢卒保车”,“情报局长”汪希苓成为替罪羊,以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蒋孝武也被“外放”,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张安乐也为此事付出了沉重代价。“江南案”后不久,他被美国警方逮捕,以贩毒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尽管张安乐再三强调,他这辈子在道上绝不碰毒品生意,但还是在美国坐了整整10年牢。坐牢期间,他与妻子离婚,至今没有再婚。在这期间,他不仅取得了两个学士头衔,还不定期地给台湾报刊写文章,介绍美国监狱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出狱后,他短暂地回到台湾,1996年,他前往大陆经商。离台期间,张安乐遭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以“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通缉,从此再未能踏足台湾,一别就是17年。
来到大陆后,张安乐创办韬略集团,先后在深圳、江门、东莞、南昌设立资讯、运动器材、消防器材等多家企业、工厂,至今已拥有数千名员工。其中,最早创立的江门市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头盔制造厂,专业生产马盔、溜冰头盔、自行车赛头盔,每年销售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45%以上。
30年后回首“江南案”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都知道您是竹联帮的大佬,还有一个响亮的绰号“白狼”,能说说这其中的由来吗?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加入了帮派?
张安乐:50年前,我在学生时代参加竹联帮,辈分是“狼”字辈。当时皮肤比较白,就被叫“白狼”。那时候的(社会)风气,8个字可以概括:“少女好美,少男好勇”,大约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逞义气之勇,大家结拜兄弟,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干过什么坏事吗?
张安乐:就是打架。
环球人物杂志:你出身书香门第却加入帮派,父母有没有失望过?
张安乐:当然不能接受。母亲眼泪,父亲棍子。北方人的父亲就是这样子,严父嘛,母亲就是哭。加入竹联帮以后,就一直在母亲的眼泪和兄弟义气中摇摆。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想过加入帮派之后,未来会是什么出路?
张安乐:我们那个时代,像竹联帮,一律不偷不抢。如果有窃盗前科,大家就鄙视你,不能进来。我们小时候的想法是,就算入了帮派,读了大学就好了(不再混帮派了)。我们那时做兄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讲伦理、讲义气、不偷、不吸毒,而且玩个一二年,过了就算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接受采访时,常会流露出对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竹联帮中一律称陈启礼为董事长)的敬佩,当年的“江南案”也与他有关,你能谈谈他对你的影响吗?
张安乐:陈启礼在江湖上有他的魅力,无与伦比,一个翩翩公子。你看香港电影,黑社会老大都是叫下面的人去贩毒、拿高利贷回来。他不是,他会想办法照顾下面的兄弟。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是在“江南案”发生之后,你去营救他的原因吗?
张安乐:“江南案”发生以后,我有一卷录音带,联邦调查局来跟我要录音带,两个月我都没有给他们。最开始,我是希望救我们大哥(陈启礼),我去跟台湾谈判,但台湾不肯答应。之后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有录音带,最后他们的人就讲,要救你大哥的性命,只有靠我们,我们知道实情,但没有证据。最后为了救人,我不得已把录音带给了他们。当天下午交出录音带,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情报局长”汪希苓被逮捕的新闻。他们一定是通知了台湾,录音带拿到了,牵涉到了谁,然后台湾去抓人。这是台湾跟美国两边的默契。当然,美国对台湾不满,但它希望把伤害降到最小。
环球人物杂志:时隔近30年,你怎么看待当年的“江南案”?
张安乐:我只知道我这部分。30年后再看我要不要去救陈启礼?我当然要去救,就这么简单。我们围魏救赵,指控蒋经国儿子蒋孝武,从此蒋经国讲了一句话:“我们蒋家不会有人接班。”这是“江南案”最大的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后来被美国法庭判刑?
张安乐:美国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会找媒体。我认识一个叫阿书的福州人,他自己本身没有吸毒,他身边有个叫小明的人在贩毒,但跟我无关。他们(美国当局)通过阿书找小明买了1公斤海洛因,还故意用广东话问阿书:“白老大(白狼,指张安乐)怎么说?”后来这个案子在庭上放录音带时断章取义,我说:“粉(毒品)最好不要碰。”翻成英文变成了“Powder is good.”(粉是好东西。)
非常佩服林毅夫
环球人物杂志:在美国的那段生活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张安乐:和大陆留学生的交往。我选择去美国,一是因为听说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派留学生去美国,所以就想去美国跟他们接触,我认为将来推动大陆改革的就是这些留学生。二是我也希望可以拿个学位,然后回大陆。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我蛮佩服林毅夫的,但我不是他,我没有那个条件。
在美国,我接触到的大陆留学生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黑色的布鞋。美国都是公路,他们去购物都要骑脚踏车(自行车),很不方便。一开始我提出开车载他们去购物,被他们婉拒,后来逐渐混熟了,他们也被我的诚意打动,会来问我要去哪里可不可以搭便车,一辆车不够,我就找其他同学帮忙,这样慢慢跟他们建立了交情。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很早就决定去大陆发展?
张安乐:我关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妈通电话。她问医生,能不能活到我儿子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几年后,我健健康康回去,就把我妈接到大陆。这个决定是对的,她最安定、安详、幸福的是后来这十几年。没有烦恼,儿孙满堂。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陆期间,有哪些收获?
张安乐:第一,让我妈妈有个安详的晚年。第二,我把老家侄子、孙子辈带到深圳,有开书店、开洗衣店的,有在百货公司当经理的,都立足了。留在老家的,就供他们读大学,把老家亲戚的生活都改善了。今年是我妈三周年忌日,来了十几辆车,我问一个外孙女“车子够不够?”她说,我们别的不多,就是车多。我觉得蛮安慰的。
环球人物杂志:家人的境况怎样?
张安乐:两个儿子,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深圳,都很好。这边定下来后,我会两边来来去去,常去看看,但主要会住台北,因为我的事情要在台湾做。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有一个儿子据说是被其它帮派杀害了,而他去世时你都没能回到台湾,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遗憾。
张安乐:当然。他是遇到了冲突,不是被人故意挑衅。他的朋友先去惹事打了人家,被打的一伙人拿了刀下来,看我儿子走过来,冲过去正好一刀。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你的兄弟要为你儿子报仇,据说是你把他们拦了下来,为什么?
张安乐:不需要,人已经走了,而且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在那种场合发生冲突,我反而要怪他的朋友先惹事。以做兄弟来讲,人家做得没错,我为什么要寻仇?怪就怪我儿子那个朋友。
张安乐
2013 年 6 月 29 日,张安乐返台。他双手上铐,拿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宣传材料。
张安乐(左)在美国监狱拿到学位。
张安乐小时候与母亲和兄弟的合照。
张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