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到过奖项，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但是，他的伟大与贡献全与此无关。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索，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

　　今天，当中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一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吴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他永远怀揣着一颗 “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翅膀，多么神奇的翅膀！蝴蝶、蜜蜂、蜻蜓……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１９４０年，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３年级读书的２３岁的吴大观迷上了各种昆虫的翅膀，他用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把收集到的翅膀夹在里面，编上１号，２号……

　　他没有想到，与这个爱好几乎同时降临的是一群贴着膏药旗的轰炸机。那些也有着一双翅膀的魔鬼，在昆明上空发出刺耳的嚎叫，投下一串串黑色的炸弹，顷刻间，美丽的土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一个强烈的愿望－－“航空救国”－－就这样在年轻人心中爆发了。他要转系，要学航空，他抱着贴满昆虫翅膀的日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先生的眼睛亮了。

　　１９４２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这个条件艰苦、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却有８位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航空报国”之信念，是一代中国人的梦。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３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窘困中，他刚见面不多日子的女儿感染白喉，等他四处奔走借钱买来药，只有４岁的小生命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个晚上，他望着从美国带回的一箱子发动机资料和给女儿买的小花衣裳，恸哭。

　　女儿没了，“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一位助教问他。

　　“解放区！呵，太好了！我早就想去了！”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 聂荣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吴大观像个孩子一般笑了。“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１９５１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了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每天坐在位于北京德胜门一带的那栋局机关的小楼里，吴大观和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设计发动机。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６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３天３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２０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

　　“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线，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

　　疼痛渗入心底。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的咳嗽；每一年的３６５天，每一天的中午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无言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痛心的。”

　　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０·３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７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１１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１５０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６３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３９摄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７点前把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继续送他出门。

　　他在８８岁的高龄上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９０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