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回忆，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后，“聂老总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他的话是有所指的。我国只有像这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实在在地干才行，绝对不能靠买。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全过程研制，对聂老总的这句话，我的体会实在是太深了。”

　　其实，即使在最初导弹仿制时，航天事业的先辈们就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组建就难以起步，1957年苏联也不会改变初衷，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而争取到外援后，如果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科学理论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自行设计新产品中，如果不考虑先进国家的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也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

　　现在，坚定的自主创新精神已经传承给了新一代的航天领军者们。马兴瑞说，“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空间技术发展已成大势，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在他看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历史，“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

　　其次，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思想。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充分控制风险，实现“投资小、成效大”，在马兴瑞看来，关键在于掌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较注重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大的系统，需要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系统、地面测控系统等多个分系统的通力合作，我们一直有一个航天大系统工程的模式。这一点，我们比其他的行业在工程理念上要先进。”

　　刘纪原认为这源于钱学森，“在钱老倡导下，我国航天事业长期应用系统工程进行任务的发展规划、科技管理、大型复杂工程管理，航天型号工程管理等，创立了航天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管理方法。”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技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研，要数千人、上万人协作，组织体系十分庞大。那时候每次搞实验，全国通讯线路的一半要由我们占用。”钱学森谦虚地认为这是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那时是周总理挂帅，下面聂总具体抓。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的工作方法……这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