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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装备国产精确打击武器 重突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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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代领导英明决策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者们,还是现在以马兴瑞为首的新一辈的航天领军人,无不把中国航天半个世纪来的骄人成就,首先归功于历代领导人在航天科技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和决策。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毅然作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决策。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诞生,拉开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581组。“两弹一星(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重大决策迈出了航天事业创建的第一步。

  事后多年,邓小平评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嫦娥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对此深有感触,“‘两弹一星’促进了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一支队伍,并且形成了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积累了实施大工程的实践经验,是建国后首次通过重大工程带动国家科技进步,至今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意义深远,值得我们永远记忆和传承。”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又作出“八年四弹”的决策,使我国导弹火箭研制生产能力上了几个台阶,解决了我国战略导弹的有无问题,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增强了国防实力;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以潜射固体火箭、静止轨道卫星和远程运载火箭为内容的“三抓”任务的重大决策,促使我国的战略核导弹和航天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三星一箭”重大决策,为航天科技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本世纪初,中央又实施了绕月探测工程重大决策,中国航天开始了深空探测的征程。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发展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增强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决策。”马兴瑞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回顾航天近53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发展航天事业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我国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方面作出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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