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竟然有中国民众视日军为“王师”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国家历史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7-13 10:29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