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华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伪造的历史？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人民政协报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4-2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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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被误读的不只是上海的历史
北京青年报
陈丹燕其人：一九五八年出生于北京。四岁移居上海。曾任︽儿童时代︾的编辑，目前为职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青少年文学的写作和翻译。八十年代后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在欧洲和美国的旅行故事︽漫卷西风︾、︽咖啡苦不苦︾以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
说起陈丹燕，网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小资”，也许是因为她的“上海三部曲”中，那些敏感、精致、充满着女性的空灵想象和跳跃的文字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当她花了六年时间精心雕琢的新作品“上海外滩”系列推出了第一部《外滩影像与传奇》，记者终于有机会约见到这位上海女作家时，心里暗暗存了一丝幻想，以为会有一个“穿着旗袍，涂着血红蔻丹，手里夹着一支烟的优雅女人，从门外飘然而至”。
北京初春的一个下午，阳光从老茶馆的窗户里投射进来，恰到好处的明亮，如同隔桌相对的女作家脸上的笑容。和永远打着上海烙印的文字不同，生活在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东方巴黎”之城的陈丹燕难得地保留了一种朴素：简单的白色高领毛衣，裤装，清汤挂面的短发，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脂粉气。
对于这种人与文“不对版”引致的惊讶，陈丹燕笑称自己只能道一声抱歉。她说，十年前，从《上海的风花雪月》意外地成为畅销书起，她就不断遭遇到“误读”，甚至成为“老上海”“怀旧”“时尚”“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她也很想告诉别人，“你的幻想可能错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但她也知道，有时，误解是根深蒂固的，很难一下子清洗掉，就像人们对于上海、甚至是上海的历史一直存在的那种妖娆的想象。
外滩故事关乎上海文化认同
从《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陈丹燕写上海写了十年，也一度使得陈丹燕成为“老上海”“怀旧”“时尚”“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陈丹燕认为，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作品的误读。“他们不知道，小资在我的那个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很坏的名词。”
四岁时，随着父亲单位集体搬迁，从北京来到上海的陈丹燕，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一个完全可以不用讲上海话的大院里，周围很多人和她一样，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存在一个跟上海本土人的认同完全不一样的过程。“我哥哥是在北京长到上初中才去的上海，他对我说，你不许学上海话，学上海话我打死你。”
陈丹燕是在一个移民家庭的环境下逐渐认识上海的。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带着批判性。她说，小时候她对于上海人的一些价值观，比如特别讲究衣着的用料，穿好衣服时一定非常小心，大衣要撩起来，不能坐在屁股底下等，常常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么小气，后来才发现这种价值观其实有着很强的物质性在里面。”
她认为，在写作的时候，每个作家都会回归到自己最初植根于上海这块土地的时候。所以，她的写作，与其他的上海作家的角度其实并不一样。
“殷慧芬写过很多上海弄堂的故事，她写得非常好，但我没有住过弄堂，我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陈丹燕说，王安忆写《长恨歌》，也跟她小时候住过新式里弄有很大关系，“新式里弄窗子很小，一方天地看出去，是满天的鸽子在天上飞。而我住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造的那种集体宿舍似的楼房，我在阳台上看的东西，和王安忆在新式里弄里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气味，周围的人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生活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直到现在，陈丹燕也不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上海，对于上海，她的感情是“爱恨交织”的。她认为，上海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历史非常奇怪，和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历史不一样。它经历过的沧桑和反复，会让一个作家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很有写头。”但她坦言，她一直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一些隔阂，“它的精神面貌和我书中写到的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投机性，暴发性，商业性，这三点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不能爱屋及乌。”
从30岁以后起，陈丹燕就把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上海的探索上，尤其是上海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写上海三部曲是为了“自身的困惑与需要”，而此次写作外滩的故事也一样。
陈丹燕认为，这个故事关乎上海的身份问题和文化认同，而且，同样是她自己的问题。“我是在这里长大，但它到底是不是我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